历史 | 百年前，印度茶区的华人木匠有怎样的奋斗史？
南亚研究通讯
公众号 2026-08-07 22:58:10
1903年加尔各答胡格利码头。图源：摄影师Samuel Bourne “对于多数的印度华人来说，生命是没有终点的旅行，印度是他们的家，又不是家。关于认同的问题，从来没有标准答案。”——2013年钟适芳导演的纪录片《边界移动两百年》（From Border To Border） 中国人移民印度大陆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8世纪下半叶的清朝时期。加尔各答的华人社区认为杨大钊是最早来到这片土地的华人。 据资料记载，1770年，祖籍广东中山的杨大钊搭乘英国商船经孟加拉湾登陆加尔各答，成为第一个闯荡印度的中国人。据说，他来到加尔各答胡格利河（Hooghly）的一个小镇，随身带着茶叶等中国商品，他本可以在当地销售这些商品获得可观的利益，但具有远大志向的杨大钊却把大部分商品当作联络交际的工具，送给当地的英国官员。为了方便与英国人沟通，他为自己取了英文名“Aichew”（阿钊）。 杨大钊很快获得了时任英国东印度公司总督沃伦·黑斯廷（Warren Hastings）的信任，他遂向沃伦·黑斯廷总督提出租地创业的请求。1778年，东印度公司以每年45卢比的低租金将胡格利河岸边的一块面积为650比加（Bia）的荒芜之地租给杨大钊。 1782年，杨大钊从广东老家招募110多名工人来到加尔各答，开垦种植甘蔗，创建了印度首家制糖厂，糖厂生意兴隆。 1783年，杨大钊不幸因病去世，他的事业也随之夭折。为纪念这位先驱者，印度华人将该地以他的名字命名为“阿钊普尔”（Atchewpur）。 加尔各答胡格利河畔的杨大钊红色坟墓。图源：https://scroll.in/ 距离杨大钊红色坟墓不到两公里的阿钊普尔中国寺庙。图源： https://scroll.in/ 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 加尔各答是亚洲繁荣的港口和贸易城市，成为中国移民落脚的首选之地，这个时期兴起一次中国人移民印度的小高潮。 20世纪20-30年代，由于内战和饥荒等原因，出现了第二波中国移民来到印度。1945年二战后，国共内战引发第三波华人移民潮。 据英属印度政府人口统计数据，1832年，在加尔各答一带居住的华人有400多人； 1858年，《加尔各答评论》记载，加尔各答居住的华人约500人。1901年，华人人数达到1600余人。1936年，华人总数达到1.6万人。1941年，加尔各答的华人总数一度攀升至2.7万人。 中国人主要集中在加尔各答中心的泰雷塔集市区（Tiretta Bazaar），华人在加尔各答保巴扎尔区（Bowbazaar）的布莱克本巷街（Black Burn Lane）和德穆辛巷街（Damzen Lane）建立了一批有鲜明中华文化特色的建筑，如南顺会馆（1902年）、天后妈祖庙（1904年）、四邑会馆（1907年）、义兴会馆（1930年）、会宁会馆、东安会馆、忠义堂会馆、湖北同乡会等。 华人主要来自广东梅县客家人和广府人（广州地区如南海、顺德和四邑人，今新会、台山、开平、恩平），约占华人总数的80%；其次是湖北天门人，约占华人总数的10%，其余是山东人和上海人等。 华人以不同方言、不同宗亲为基础，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职业圈。广东梅县客家人擅长制革和制鞋；讲粤语的广东四邑人主要从事木匠和机械维修；湖北天门人则以镶牙和扎纸花为业；上海人主要开洗衣店。1910年以后，客家人移居加尔各答的塔坝区（Tangra），从事制革业和制鞋业。在二战时期，塔坝区梅县客家人经营的制革厂达到200多家，在加尔各答的本廷克街（Bentinck Street）曾经有梅县客家人经营的鞋店上百家。 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英国人在阿萨姆（Assam）、大吉岭（Darjeeling）、杜阿尔斯（Dooars）、特莱（Terai）等地区的茶叶种植园需要大量熟练的木匠、机修工。 因此，吸引许多华人迁徙至这些茶区谋生。特别是擅长木工的广府人，华人的身份已经不仅是英国茶叶种植园的劳工，而是作为木匠、机械制造和维修的“能工巧匠”为英国人的茶叶种植园服务，而且很受英国人的欢迎。 加尔各答的中国鞋店。图源：www.thehindu.com 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英国人眼中， 华人拥有坚韧不拔、刻苦勤劳、富有进取心的形象，华人制鞋匠、木匠和牙医被认为是各自领域里的佼佼者。 1862年，英国艺术家、作家Colesworthey Grant的《英印家庭生活：一位在印度的艺术家写给英国母亲的信》写道： “在本廷克街二十五家华人鞋匠，华人制作的这些商品格调雅致，且收费公道。在同一区域及周边，大概也有同等数量的中国木匠，向来被视作难得的可用之才。即便他们的薪资是普通孟加拉工匠的三四倍，也完全与其劳作价值相匹配。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工匠的手艺精巧、心思灵慧，在所有东方匠人当中都堪称翘楚；更在于他们做事勤勉高效，中国人一小时完成的工作量，孟加拉工匠往往要花上四个小时才能做完。英属印度所有远洋船舶的木匠均为华人。” 英国作家A. Claude Brown在1927年出版的《普通人的印度》著作中写道： 保巴扎尔街是城市的主要干道之一。来到中国人约翰一家的街区。这里的中国人及其家人自身以及他们的住所都干净整洁，而且约翰本人在独自从事手艺时，无论是作为木匠还是鞋匠，都是模范公民，他在这两方面都表现出色。 华人凭借坚韧不拔的精神、刻苦耐劳的传统和精湛的技能，逐渐在陌生的印度大陆扎下根基，建立了一定的知名度，被认为是杰出的“工匠和商人”。有资料记载，至1959年，印度华人总数约为23300人，其中加尔各答为15740人，孟买为1880人，阿萨姆地区为980人。 1940年，阿萨姆地区茶园。图源：“TEA MEN”微信公众号 在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大吉岭、杜阿尔斯茶区，中国木匠和机械制造维修技术最为知名。一位曾在杜阿尔斯地区担任巴纳尔哈特（Banarhat）茶叶种植园经理的英国经理格里·哈尔南（Gerry Halnan）在2009年的一篇回忆录中说，他管理的茶叶种植园里有一位手艺精湛的中国木匠，手工制作的家具可以与18世纪著名的托马斯·齐本德尔式家具（Thomas Chippendale）媲美。“中国木匠（大概50-60岁）被逮捕并被警察送往‘上帝知道的地方’。1963年2月，当我离开了茶叶种植园时，我不知道我的中国木匠的命运”，后来他获悉中国木匠可能已被遣返回中国。 另一个在杜阿尔斯地区纳格拉卡塔（Nagrakata）种植园的英国经理温克·圣奈（Venk Shenoi）回忆：“在杜阿尔斯的许多茶叶种植园，有许多中国木匠和商人。在纳格拉卡塔种植园，有一个中国木匠，他的手艺和人品都很好。但事情发生在这种时候，这个可怜的人和他家人被拘禁，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可悲的故事”。 印度人德温达·帕玛（Devendra Parmar）曾经是西孟加拉邦杰尔拜古里区的纳格拉卡塔镇臣格马里（Chengmari）种植园经理。他和妻子佩媞（Priti Parmar）依然居住在该茶叶种植园。2011年9月，佩媞女士在一篇文章里谈到一件令她印象深刻的事： 过去许多在茶叶种植园工作的木匠是中国血统，他们以精湛的技艺而闻名。 他们的作品至今仍然是珍贵的艺术品，他们制作家具不用金属钉，而是采用手工制作的竹钉。2006年，我们搬进有一百多年历史的种植园经理大房，我期待着能找到中国木匠曾经制作的一些古董家具，但令我失望的是，只有很少的家具留下，所有古典和优雅的家具都被人带走了，只剩下一张倾斜的桌子。我让一个中国老木匠那泰（Natai）过来修理这张桌子，他的家族已经几代人都在茶叶种植园工作。 那泰是一位身体虚弱的老人，穿着卡其短裤和已洗的发亮的洁白衬衫，非常整齐干净。他的身体有些佝偻，从他的年龄可以看出他曾经经历艰难的生活。他态度谦顺地自我介绍说：“早上好！夫人。我是木匠那泰，我是家族里的第四代木匠。我于1940年加入臣格马里种植园，当时种植园有个英国大人（种植园经理）和5个中国木匠。我父亲指导我和其他木匠，我学到了很多木工的技术。” 中国木匠的后裔那泰（Natai）。 图源：“TEA MEN”微信公众号 印度华人珍妮弗·梁（Jennifer Liang）在《加尔各答华人的迁徙模式与职业专门化：一位圈内人的历史》（2007年）一文中，引用老华人木匠Ho Wei Yuan的话（音译：何伟源），他满怀感慨地回忆道： “当时英国人十分器重华人劳工，和印度本地工人相比，华人处事靠谱、手艺出众。 我们干活细致严谨，就算忍饥挨饿也会按时完工。即便一句英语不会说，全靠手势沟通，也能赢得英国人的认可。”“英国人觉得我们诚实可靠，便雇佣我们到宅邸做工。”何伟源补充道：“那时候华人可以穿着鞋子径直走进英国人宅邸，他们丝毫不会介意。不仅加尔各答、阿萨姆、大吉岭的茶叶种植园也争相聘请华人木匠，几乎每家茶叶种植园都至少有一名华人木匠。” 2010年，我访问考察位于阿萨姆邦布拉马普特拉河北岸的提斯普尔市（Tezpur）的阿达巴里尔茶叶种植园（Addabarie )，晚上住宿在原英国茶叶种植园主的“野生马西尔鱼”(Wild Mahseer)庄园。 在客厅里，我惊奇地发现竟然有一套中国风格的柚木柜台和一个古色古香的女性梳妆盒，梳妆盒上面绘制了两个手持扇子的中国古代侍女图。 我询问阿达巴里尔种植园经理拉尔卡，这些家具和梳妆盒是否上世纪60年代以前阿萨姆的中国木匠制作的？拉尔卡先生说，他不太清楚，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物品是当年英国种植园园主留下来的物品。 阿达巴里尔茶叶种植园“野生马西尔鱼”(Wild Mahseer)庄园保存的梳妆盒。 图源：罗龙新 印度华人詹妮弗·梁（Jennifer Liang）和劳伦斯·梁（Lawrence Liang）创立了“Desi Chinese”项目，致力于记录印度华人社区的生活记忆和口述历史。其中口述历史部分，通过采访和整理，揭示了印度华人木匠家庭百年来的变迁，展现了华人木匠曾经在杜阿尔斯茶区和阿萨姆茶区跌宕起伏的生活历程 。华人木匠谭祖松（Tham Choo）和阿莲女士（Ah Leen）的家族故事，讲述了19-20世纪印度华人工匠个人与家庭跨越百年的迁徙、打拼与挣扎的浮沉命运。 印度华人尤金·谭（Eugene Tham），中文名（ThamTung chin）现居住在阿萨姆邦首府古瓦哈蒂，他是华人木匠的第三代。1928年，他的祖父谭祖松年仅16岁便离开广东省南海县Phing Chow村，来到加尔各答投奔妹妹。他的妹妹嫁给了一个在唐人街摆小吃摊的华人。到达加尔各答后，他很快发现自己成了妹妹家的负担，他妹妹家很穷，每日都在艰辛的生活中挣扎。 谭祖松的加尔各答中国协会的会员卡（Chinese Association of Calcutta）。图源：https://www.desichineseproject.com/ 谭祖松听说阿萨姆地区可以找到工作，便与一群中国同乡去了阿萨姆。他们从加尔各答乘蒸汽船，先顺着恒河而下，然后沿布拉马普特拉河，经过多天的跋涉，到达阿萨姆东北边境的萨地亚镇（Sadiya）。为了生存，谭祖松到处做零工。他还从萨地亚镇采集草药，带回加尔各答出售。6年后，谭祖松攒够了钱，回中国探望父母。 那时他22岁，在他母亲的安排下在家乡结婚，一年后有了一个女儿。不久，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他找不到工作又要养家糊口。因此，他决定返回印度谋生。因为他知道阿萨姆的茶叶种植园还能找到工作，于是带着兄弟、表弟以及一帮中国木匠组成的木工队，再次回到了阿萨姆地区，在英国人的茶叶种植园里做些零散的木工活。不幸的是，他的兄弟得了疟疾，在上阿萨姆地区戈拉加特（Golaghat）县的博卡卡特（Bokakhat）的Difloo茶叶种植园去世。 经过艰苦的努力，谭祖松得到了达夫拉加尔（Daflagarh）茶叶种植园建造茶厂的合同。这个茶叶种植园距提斯普尔镇（Tezpur）有三个小时的路程。谭祖松和他的木工队原来借住在达夫拉加尔种植园附近，由于木匠们大多是单身汉，他的住所很快就成为中国木匠们的聚集地。这里不仅吸引了和他一起工作的木匠，还吸引了周边5～6家茶叶种植园做木工的中国木匠。后来，他和木匠们花了18卢比在达夫拉加尔种植园附近的小村买了一小块地，建造了自己的房子。 经过多年打拼，谭祖松成为阿萨姆邦达让县（Darrang）较成功的华人木匠，被称为“Tham Choo”承包商。承揽建造茶叶种植园花园平房、工厂、遮雨棚、各类茶叶机械配件，以及铁制支架、木工制品及木材加工等业务。当时经营茶园的英国人喜欢中国木匠的手艺，不仅是木工，还包括砖石建筑和机械维修。最重要的是，中国人以其努力工作和愿意接受挑战的精神受到英国人的喜爱。谭祖松和华人木匠们赚了一些钱，在阿萨姆过上了比较好的生活。 但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海上航线的封锁，他无法返回中国，也失去了与家乡的联系。 他娶了当地博卡哈特村（Bokakhat）的一名阿迪瓦西（原住民）女人为妻。谭祖松和妻子生育了5个儿子和1个女儿，尤金·谭的父亲是谭祖松的第三个儿子。 随着孩子们的长大，谭祖松计划送孩子们上学读书，由于达夫拉加尔种植园位于布拉马普特拉河的北岸，而当时阿萨姆地区唯一的中文学校位于南岸丁苏吉亚的马库姆镇，没有桥梁将两岸连接起来，无法让他的儿子去马库姆上学。因此，谭祖松将他的长子和三子（尤金·谭的父亲）送往马尔巴扎（Maal Bazaar）中文学校（现位于西孟加拉邦）就读，其他孩子先在家里接受辅导，然后送到附近的阿萨姆语学校。尤金·谭的父亲从马尔巴扎中文学校毕业后，继续到噶伦堡的中文学校学习。 谭祖松与他的妻子苏普克西（Supkesi）以及他的长子在阿萨姆邦的合影，拍摄于1946年。图源：https://www.desichineseproject.com/ 噶伦堡 （Kalimpong）中华学校。图源：https://www.desichineseproject.com/ 谭祖松一直在达夫拉加尔种植园做木工承包生意，他有一头大象，生意还不错。 当英国茶园经理换车时，他从英国经理那里买了一辆二手路虎越野车。随着茶园在阿萨姆地区蓬勃发展，谭祖松接到很多木工订单，生意越发红火。一家人生活富足，常常从加尔各答唐人街中餐馆订购美食。他的儿子们长大后，加入了他的木匠队。后来，谭祖松成立了一家名为“Tham Heng Brothers”的公司，他还建立了一个碾米厂，由次子负责经营。 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爆发，已经50岁谭祖松和他20岁的大儿子在莫纳巴里种植园（Monabari）突然被印度军人抓走，关押在提斯普尔监狱。 随着战争愈演愈烈，中国军队已经反击到达距离提斯普尔镇只有150公里，提斯普尔镇陷入极度恐慌之中，所有人都开始逃离，谭祖松和他大儿子趁乱逃出监狱，步行回家。几个小时后，当地人认出他们是中国人，便凶恶地围殴他们。他们被警察再次逮捕，关进纳冈监狱（Nagaon jail）。许多中国人已经被关押在那里，谭祖松和他大儿子一直被关押在纳冈监狱两年半。 1966年，谭祖松长子谭华亨（Tham Wah Heng）与他在纳冈诺（Nowgong）监狱结识的华人女子Wong Mei Lan（翁美兰）在Keyhung茶叶种植园结婚，旁边是新娘的母亲和姑姑。图源://www.desichineseproject.com/ 当父子最终被释放时，警察押送他们回到了达夫拉加尔种植园。 虽然他们回到了家，但无论他们去哪里？他们必须向当地警方报告行踪，来往信件都要经过仔细审查。幸运的是，谭祖松的妻子没有被监禁。慢慢地，在谭祖松的经营之下，家庭恢复了元气。随着时间的推移，儿子们和女儿都结婚了。 1982年谭祖松去世，享年70岁。直到他去世，一直没能回到中国，未见到他留在中国的妻子和女儿。如今谭家族的几代人分布在印度各地和世界各地。 1982年谭祖松去世，享年70岁。图源：https://www.desichineseproject.com/ 谭祖松留在中国的妻子和女儿。图源：https://www.desichineseproject.com/ 现居住在加尔各答的华人阿莲女士（Ah Leen），1933年在中国广东顺德Sui Thang村出生。她的父亲是广东顺德的一名木匠，与村里的许多人一样，以木工谋生，很穷却有着精湛的木工技艺。 1925年他来到了印度。那时，西孟加拉邦北部茶区和阿萨姆茶区的大多数英国茶叶种植园都雇用许多中国木匠，他们负责建造房屋、工厂、木架子和制作茶叶包装箱，木匠的工作机会很多。到达加尔各答后不久，她父亲就前往喜马拉雅山麓下的西里古里（Siliguri）地区茶叶种植园寻找工作。 后来，他一直在阿萨姆和杜阿尔斯地区的杰尔拜古里（Jalpaiguri）的各家英国茶叶种植园做木工，也在不同的中国木匠师傅手下干活。5年后，他与一个叫阿银的女孩结婚，阿银的父亲也是来自广东顺德一个村子的木匠。阿银的母亲是尼泊尔人。当年阿银的母亲和3个年轻女孩结伴从尼泊尔高山前往杜阿尔斯平原拜访亲戚，结果这4个年轻女孩最后都嫁给了中国木匠。 婚后不久，她的父亲带着妻子阿银回到中国顺德。那时阿银已经怀孕6个月了，他们靠着在印度赚得的2000卢比在中国度过了3年平稳的生活。在这3年里，阿莲的姐姐出生了，1933年阿莲也出生了。因日本入侵广东地区，她的父亲找不到工作。因此，他再次去了印度，把妻子和两个女儿留在中国。后来，阿莲的祖父希望儿子给他多生几个孙子，决定让阿莲和阿莲母亲一起返回印度。但祖父却将仅6岁的阿莲姐姐留在了中国，他担心如果阿莲的父母把两个女儿都带在身边，儿子就不会回来了。他们乘坐货船经过槟城、缅甸等地，一个月后到达了印度加尔各答。那是1935年，阿莲只有两岁半，阿莲从此再也没见过姐姐。 那时，阿莲父亲在杜阿尔斯地区的杰尔拜古里，没有固定的工作，只能在不同的英国茶叶种植园做一些零星的木工活。1937年，阿莲的第一个弟弟出生了，生活也发生了变化。父亲在一家英国人茶叶种植园里找到了一份长期固定木匠工作。那是一份不错的工作，薪水很高。他们家有了固定的住处，阿莲的二弟也出生了，家里还雇佣了2个仆人。父亲每月有60卢比的工资，父亲会先寄10卢比给在中国的祖父，再在邮局存10卢比，父亲想等儿子们长大后，送他们去加尔各答学习英语。 阿萨姆茶叶种植园英国经理的大宅。图源://www.desichineseproject.com/ 阿莲家的仆人经常都会带阿莲和她的弟弟去和茶叶种植园英国老爷的孩子们一起玩。阿莲说：“我们很幸福，但我们的幸福是短暂的。正当我们庆祝父亲找到了一份固定工作时，他却突然得了热病，3天后不幸去世。阿莲当时7岁，两个弟弟一个3岁，一个10个月。” 父亲去世后，母亲依靠种植中国蔬菜、饲养鸡、羊和猪，艰难地支撑这个家。他们居住在一个有40多户的尼泊尔人村庄，这个村庄仅有2个中国人家庭。他们通常讲尼泊尔语，吃尼泊尔饭菜，阿莲虽然能听懂中文，但说得结结巴巴。在尼泊尔外祖母的帮助下，母亲以每年12卢比的租金，在汉密尔顿市场（Hamilton Bazaar）附近租了6英亩土地，种植中国品种的白菜和其他绿叶蔬菜，主要卖给当地的中国木匠们。 中国木匠们在汉密尔顿市场周边的不同茶园工作和生活。 每个星期天，中国木匠们都会来到汉密尔顿集市，购物、吃喝、打牌和会见朋友。阿莲说：“对我们来说，周日是一周中最重要的一天。我和妈妈还会给阿伯们做饭、缝补衣服和织毛衣。我的两个弟弟会帮他们照看自行车，帮他们跑腿买包烟，或者从商店买零食，他们会额外给我们一些小费。” 汉密尔顿市场附近仅有4个中国小孩，经常一起玩，Ping Kai（音译：平凯）是孩子王，他出生在茶叶种植园里，他父亲是木匠，平凯很喜欢踢足球，经常受邀为各家茶叶种植园的足球队效力。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中，平凯一家和其他许多中国家庭一起被逮捕并被送到拉贾斯坦邦的集中营关押，包括阿莲的叔叔和其他亲戚。后来，平凯与父母和兄弟姐妹一起被驱逐回中国。多年后，阿莲得知平凯凭借他的足球技能在那里成为了足球运动员，后来又成为了足球教练。 1948年，阿莲家收到了在加尔各答的父亲堂兄的一封信，父亲堂兄的教父刚刚在加尔各答去世，留下了一家苏打水店，而他自己在政府的电话公司当木匠，无法经营这家店，他邀请阿莲一家搬到加尔各答生活并经营这家苏打水店。他担心如果他们继续住在杜阿尔斯地区，阿莲的兄弟们无法接受中文教育，更担心如果继续住在尼泊尔人村里，他们会永远丢失中国文化。 于是，母亲带着她多年在菜园里辛苦劳作攒下来的1000卢比，阿莲带着她辛苦饲养鸡和养猪挣来的300卢比，离开喜马拉雅山麓下的Hashimara茶叶种植园，开始了在加尔各答中心的泰雷塔集市区的生活，她母亲靠经营一家苏打水小店和为单身华人洗衣、缝补衣服养家糊口。 1952年，阿莲与顺德的华人木匠吴汝桐结为夫妻。吴汝桐早在1939年便远赴加尔各答谋生，彼时他没有前往印度东北部茶区做木工，转而薪资待遇更高的英国远洋轮船担任木工。 婚后，吴汝桐依旧出海航行了五年，每月薪资可达360卢比。1957年，为兼顾家庭生活，他彻底结束航海工作，入职加尔各答胡格利码头的一家木船维修公司出任工头。该公司规模不小，共有百名华人木匠，外加两百余名本地雇工。 凭借一身娴熟精湛的木工技艺，吴汝桐收入颇为可观。 在相机、汽车都实属稀罕物件的年代，他不仅购置了徕卡相机，还花费5000卢比入手一辆希尔曼品牌二手轿车。 1952年，18岁的阿莲与33岁的华人木匠吴汝桐在加尔各答结婚。图源://www.desichineseproject.com/ 阿莲夫妻和5个子女在加尔各答的Behala, 1965年。图源：https://www.desichineseproject.com/ 阿莲的5个子女。图源：https://www.desichineseproject.com/ 1962年，阿莲父亲的堂兄和其他亲戚，以及在杜阿尔斯的中国木匠们都被逮捕，和许多其他中国家庭一起被关押在拉贾斯坦邦集中营。加尔各答华人的行动受到限制，阿莲的丈夫和其他所有华人木匠都失去了工作。 几年后，大批华人木匠离开加尔各答，返回中国或迁居香港。阿莲一家继续留在加尔各答，阿莲的丈夫只能靠打零工艰难地维持一家的生活。2003年，阿莲的丈夫去世。 2020年，阿莲已经在印度生活了87年，她是华人社区里少数幸存的老年人之一。 她后来没有再次返回中国，对于自己小时候从中国来到印度，她的记忆也逐渐模糊了。现在阿琳与两个儿子和儿媳共同生活在加尔各答。虽然她已经多次申请印度公民身份，但她至今还没有得到，她每年必须支付近1万卢比的费用才能留在印度。 在坎坷和动荡时代，印度广袤茶区的中国木匠与早期的中国茶工一样，为英国和印度茶产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微小的个体，参与了一段英国在印度茶产业大开发的历程，而他们的痕迹却被冲刷的难以辨认。 2010年，我到访加尔各答塔坝区（坦格拉，Tangra）华人社区。这片曾聚居上万华人的街区，满目颓败，仿佛时光永远停滞在了百年前的英属殖民时代。漫步在当地人聚居、泥泞坑洼的街巷间，唯有几栋保留着汉字匾额、红漆大门的老宅与旧厂房静静伫立，偶遇寥寥几名华人身影，依稀能窥见当年华人社区的繁盛光景。 1962年后，数万印度华人被驱逐或被迫逃离印度，打拼、积累数代的财产一夜之间化为乌有。留下来的华人普遍被视为敌人，被剥夺了公民身份。1998年，印度华人才允许申请印度国籍。 过去三百年间，远赴印度定居的华人先辈凭着勤勉与智慧，在异乡落地生根、繁衍生息、深耕立业。可一旦赖以生存的生存根基被彻底剥离，唐人街终将渐渐湮没，老人渐渐老去，年轻华人终将逃离。 综合印度媒体的报道，如今生活在印度的华人不足5000人。 注释：
1. //scroll.in/magazine/，
3. www.desichineseproject.com/， 4. Jennifer Liang.Migration Patterns and Occupational Specialisations of Kolkata Chinese:An Insider’s History. CHINA REPORT 43 : 4 (2007): 397–410.等。 作者简介：罗龙新 ， 茶学研究员，曾任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制茶研究室主任；深宝华城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华南农业大学客座教授 。 本文转载自“TEA MEN”微信公众号2026年5月29日文章，原标题为《 浮沉命运-百年前两个华人木匠在印度茶区奋斗的故事（2） 》。 *前往公众号后台发送“编译”，即可查看往期编译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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